在妇女、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我们见到了陈晓黎主任。今年是她在济南市救助管理站工作的第二十二个年头，被问及二十二年来救助管理站的变化，万千感慨滔滔不绝地从她口中道出。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助制度发生的变迁可谓翻天覆地：救助管理站最初名为收容遣送站，收容人员为流浪乞讨人员，而后进行改革，将收容对象扩大至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的“三无人员”，并对三无人员强制收容，威胁到了被收容人员的人权；“孙志刚案”触发了制度变革，救助管理办法出台，收容遣送站不仅更名救助管理站工作原则更是转变为“自愿求助”。一系列变化证明国家始终为人权保障不断努力，社会救助制度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趋向民主、公平、公正。

一如陈晓黎所说，如今国家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在民政、公安等各机关的相互协作之下，社会越来越和谐。之前在街上能看到未成年人乞讨这一现象，随着党和国家的重视，社会的关注，诱拐未成年人乞讨已经被纳入《刑法》。随后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也做出调整，更加重视流浪儿童这一救助对象，一旦发现有携未成年人街头乞讨的成年人，便联系公安机关，核实未成年人是否是该成年人亲生，以遏止利用被拐卖乞讨现象。同时，整理档案时我们了解到，未成年人档案的级别要高于其他各类别，正是在如此重视之下，繁华大街才鲜少流浪乞讨儿童，这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比欣慰与庆幸。

救助管理站会无偿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以及因务工不着、无力返乡等各种原因向救助管理站求助的人，为他们提供食物、住所为其购买返乡车票，将其转至养老院、福利院等托养机构，甚至护送他们回家。即使如此，仍有不少老人、残障人士在大街上乞讨、流浪，其中又不乏许多人以乞讨为谋生手段，是不是他们或广大市民并不知如何联系救助管理站是我们的一个疑虑。而对此，陈晓黎回复道，每年救助管理站都会做大量宣传工作，救助管理站不仅在人员密集处(如：火车站、大型商厦)设指示牌，而且每年开展“严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两项专项救助活动，开展期间救助巡回车在济南市各地巡回救助。但由于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可能对救助管理站存在偏见，或已适应当前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或不愿意接受救助管理站的“兜底”式救助，即只满足受助者基本生活需求，而以乞讨为盈利手段，所以大街小巷我中们仍能看到流浪乞讨人员。

交谈中，我们询问道，职业乞讨者骗取人们的爱心，救助管理站是否对此有所行动。陈主任举了一个过去的案例。他们曾经深入了解过一名长期在山东师范大学门口乞讨的男子，这名乞讨者来自四川，家中几名成年人均以乞讨为生，但他家中情况却并不困难，家里有两层楼房，还有一辆朗逸汽车，两个孩子也还在上学。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希望通过媒体曝光。同时，广大群众要学会正确帮助流浪乞讨人员，一味给予钱财只能使职业乞讨愈演愈烈，询问是否愿意接受救助站救助并拨打救助站电话才是根本之策。

随后，我们了解了该中心现在收容的几名受助者的情况，其中包括一名自闭症儿童。这个孩子大概八岁左右，患有自闭症病有严重的自虐倾向。今天五月份被父亲遗弃在济南市儿童医院，后被救助站接收。两个多月以来，救助站工作人员想尽办法为他寻找家人，但一直没有结果。孩子身上仍满是伤痕，不过好在来到救助站后工作人员对其悉心照顾，使其适应环境后，自虐情况逐渐减少。

在我们的印象中，救助管理站向是一个无条件开放的避难所，收容无家可归无出可去之人，但在和陈晓黎的交谈之中，我们了解到救助管理站一个之前从未了解过特殊的所在——反家庭暴力庇护中心。这是救助站和妇联、社区、公检法机关共同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所提供的庇护场所。实践团队成员也对此中心进行了参观，房间布局温馨，充满家庭气息。在家里她们得不到的爱和温暖，救助管理站毫无保留地带给她们。

 “社会不断在变化，救助制度也永远在完善的路上”。提到社会救助制度需要完善的地方，陈主任认为社会救助迫切需要多部门协调。救助管理站作为一个临时救助机构对于大多受助人员采取的是返乡形式救助，那么如何解决返乡后的安置问题还需要当地政府的配合。如果受助人员返乡之后仍然没有适合的生存环境，那么还是会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流出，这样的救助就不够彻底。所以社会救助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例如当地政府为返乡的受助人员提供低保证、基本住宿、养老条件，这样才能有效减少贫困人口的流出，实现救助最大化。

“制度是冷冰冰的，但我们的执行确更愿意从人性最大化出发”。陈晓黎这样和我们说，她们也确实在这样做。关心每一位受助人员的心理状况，细心地交流，耐心地询问。社会带给他们创伤，而救助站用温暖和爱将伤痕抚平。温情救助，爱心奉献，救助站对于许多流浪者、乞讨者而言，已经不单单是避难之所，更像是充满温暖的家。(撰稿：陈志茹)